一
晏公庙阻击战发生的时候，已经是洛安州沦陷的第五年的农历二月了。
这正是花扬絮飞的季节。第二次世界大战出现了新的形势，在太平洋战争中日军迭遭挫折，苏联军队占领了柏林，德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在这种大背景下面，中南长官部连连致电在敌占区或敌后活动的各支部队，寻找战机，同日军进行几场影响较大的战斗，为舆论宣传提供依据，以正视听。
晏公庙阻击战本来是杨庭辉组织的。杨庭辉得到情报说，日军中村联队拟于本月中旬对凹凸山地区的晏公庙、界牌石、响洪甸、迎驾厂一带进行“扫荡”。杨庭辉于是派人同刘汉英联系，要求配合作战。
敌情确凿，八路军又主动挑了重担，刘汉英觉得这一仗他不参加有点说不过去，就选择了左路，在晏公庙打伏击。
之所以选择左路而不是右路，刘汉英自有精明的考虑。据他从另外一条线上得到的谍报，左路敌人多为二鬼子“皇协军”，比起日本鬼子自然要好对付得多。
部署兵力的时候，参谋长左文录把刚刚组建不到三个月的新七十九团放在了牌坊店，而将甲种建制完整的张嘉毓二四六团放在晏公庙东北的赛石矶。
作战会上，石云彪趴在作战图前足足琢磨了半个时辰，再抬起头来的时候，那只独眼就多了几分阴沉。石云彪慢腾腾地站起来说：“旅座，我看这一带地形坡缓林稀，易攻难守。防御正面如此之宽，防御力量也就疏而弱之。日军上千人马，加上伪军近万，我们打大伏击力不从心，打小伏击隔靴搔痒。我的意思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是否可以同杨庭辉先生再协商一下，改变这种各自为战的打法，而集中我部和杨部兵力，大部压在南楼一线天，打击日军右路佐佐木大队，争取将其全歼。”
刘汉英尚未吭气，左文录就把话接过去了，不自然地笑了笑说：“石团长的设想确有过人之处，问题是杨庭辉先生恐怕不听你的指挥。旅长和副旅长都是这个意思，各负其责，还是把账算得明白一点为好。”
石云彪的心里依然犯嘀咕。这是新七十九团扩团以来首次参战，也就是说，新七十九团的战斗生命从此就开始了。此战能否打好，将决定团队起步的高低，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注定了一支部队的精神。
石云彪又将左文录的作战方案由表及里地咀嚼了一遍。
从敌人此来的势头和地形上看，牌坊店一带有可能最早进入战斗，一旦口袋扎住了，又是逃敌必经之路，极有可能成为阻击战的主战场，理应派遣精锐部队防守。自己的孩子自己知道有多少拳脚，他的新七十九团战斗连队只有六个，除了原七十九大队的老底子，三分之二的兵员是新补进来的，虽然马不停蹄日夜操练，但是毕竟缺乏实战经验。而张嘉毓的二四六团是刘汉英的看家部队，军官大都是刘汉英的老部下，火力配备也十分精悍，可以说兵强马壮，完全应该成为大战主力，可是左文录偏偏将其部署在赛石矶一线。赛石矶地形奇峻，宛若平原中突兀拔地而起的一道屏障，前是平川，后亦平川，射界开阔视野也开阔，便于进攻也便于退守。熟习兵法、深谙地形之利弊的石云彪自然不会看不出来这种布局的偏颇。
尽管心存义愤，但石云彪还是全力以赴投入了阻击战的准备工作。
此后不久出现的事实证明，石云彪对于敌情和战场形势的估计，基本上是正确的。战斗发起之后，石云彪率部兜住了牌坊店至庄岗一线约一公里的正面。诚如石云彪自己预料的那样，防御正面越宽，防御力量则越薄弱。日军吉野大队力督伪军八百余人向石云彪防线先后展开了六轮冲击，企图夺路而逃。七十九团部队伤亡过半，连以下军官伤亡三分之一。
石云彪让团部特务连在阵地后方架起了机关枪，宣布——“凡在阵地之人，包括石云彪本人，只能前进，不能后退，退逾白线者，格杀勿论。”
石云彪手拎一柄三尺长的宽厚大刀，立于阵地高处，喝道：“弟兄们，前面是日本鬼子，后面是二鬼子，左面是绝壁，右面是淠河，背水一战，没有退路。弟兄们看着我，我若不退，你们退到哪里也是死路一条。”
团座既然如此，营连长们自然不敢含糊，纷纷做好后事交代，准备献头颅于阵前。
由于前线吃紧，此时已到二连任代理连长的陈墨涵向石云彪献计获准，指挥一个排佯作败退，撕开一个缺口，诱敌深入至一线天峪口，合而击之，将深入到刘汉英防区纵深的吉野大队分割包围在数十处不便展开的山林沟壑地带，一阵游击战加上运动战，重创吉野大队，吉野本人被流弹击中。如此以攻助守，方才使七十九团全线稳住了阵脚。
二
参加晏公庙阻击战的，还有一支特殊的部队，便是高秋江的战地女子服务队。
本来，在这次阻击战中，战地女子服务队是没有直接战斗任务的。但高秋江却表现出了非常奇怪的积极性，向刘汉英主动请缨，率领二十四名队员前往牌坊店抢运七十九团的伤员，不巧在途中遭遇了十几个鬼子和二鬼子。这伙人刚刚从火线上下来，急急如丧家之犬，竟然迷了路，一见高秋江等人穿着国民党军制服，哗啦一下便展开了战斗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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